许光达是开国大将之一，他在1955年授衔时年仅47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大将。这个授衔计划出台时，许光达的心情相当复杂，虽然有喜悦，但也充满了不安与惶恐。他坦言自己对于这一荣誉感到荣幸，但也认为自己在战绩上远未达到大将的标准。出于谦逊，许光达曾提出希望辞去“大将”军衔，理由是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辉煌战绩，与那些真正的军事巨头相比，自己简直是微不足道。对此，毛主席给予了明确的回应：“五百年前，徐达大将，二度平西，智勇双全；五百年后，许光达，大将屡次辞衔，最终名扬天下。”
那么，为什么许光达依然必须被授予“大将”军衔呢？这背后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中之一与苏联的军事体系有着密切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1955年授衔时的主要原则。最为关键的一个原则是，战绩和历史贡献。每位将领的军衔，都是以其过往的表现作为依据。例如，徐向前元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虽表现中规中矩，但他曾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指挥了许多战役，战功显赫。此外，他还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将领，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因如此，他被授予了元帅军衔。再比如，徐海东大将，尽管在抗日战争期间患病，错过了很多战役，但他的历史贡献巨大，特别是在中央红军最困难时刻的资助，仍使得他被授予大将军衔。
展开剩余72%其次，职位级别的考量也非常重要。授衔时将领的职务往往直接决定其军衔，尤其是在建国前的任职情况。例如，各大野战军的最高指挥官通常会被授予“元帅”军衔，而一些兵团级的指挥官大多获得上将军衔。这一原则在许光达的授衔中得到了体现，因为他在红二方面军和第一野战军中都担任过重要职务，这使得他成为了平衡不同派系的重要人物。
第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元老们也被格外重视。许多在革命初期就参与起义并创建根据地的将领，深受中央军委的青睐。许光达正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是红二方面军的代表，也曾在一野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授予他大将军衔是对他历史贡献的肯定。
然而，也有一些人对此表示质疑，认为许光达的历史地位并不如萧克或王震等人。萧克曾是红二方面军的第二把手，而王震则是兵团级的司令员，资历比许光达要深，贡献也更为突出。那么，为什么许光达而非他们被授予大将军衔呢？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与苏联的关系。新中国的军衔制度设计并非完全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而是参考了苏联的军衔体系。当时，苏联的顾问卡苏林参与了军衔制度的制定。最初，新的军衔方案中设有“准上将”和“准将”，但是这一设想很快被苏联方面否决，因为中国的“准将”与苏联的副师长级别不相符，影响到两国军人之间的交流。最终，这一方案被修改，去除了“准上将”和“准将”，并增加了“大将”和“大校”两个军衔。
与苏联的接触让中国深刻认识到，军衔的设置必须与职务相匹配，尤其在国际军事交流中，军衔的对等性至关重要。因此，中国的装甲兵司令员被赋予“大将”军衔，必须与苏联的类似职位相当。而许光达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一职位非常关键，尽管当时装甲兵的规模不大，但为了确保与苏联军衔的对等，许光达仍然被授予了“大将”军衔。
此外，中国的海军和公安军也受到类似的考虑。萧劲光被授予海军大将，罗瑞卿则是公安军大将，这些军衔的授予旨在保证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拥有与其他国家军队相等的军衔体系。
因此，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除了历史贡献和派系平衡的考虑，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确保与苏联军衔的对等。在这种背景下，其他一些将领虽然资历更深、贡献更大，但由于军衔的平衡和苏联影响，他们只能被授予上将军衔。
值得一提的是，许光达深知自己在战绩上并不出色，因此曾向上级提出请求，希望降为上将。他在申请中写道：“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能心安神静吗？”然而，他的请求被拒绝，但他的行政待遇被降为“行政五级”，与上将级别相同。这是唯一一个在“大将”军衔中的“行政五级”待遇，反映了他在军衔上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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